死，涉及到丧葬风俗问题。丧葬礼仪是中华文化中的人生四大礼(冠礼、婚礼、丧礼、祭礼)之一，也是古今中外各民族都相当重视的礼仪。中国的丧葬礼仪自周代以来历代均有改革而且繁简仪式也有所不同。

东汉《白虎通义·崩薨》：“丧者，亡也。人死谓之丧。何言其丧?亡不可复得见也。不直言死，称丧者何?为孝子之心不忍言也”。“丧”字原是亡而不见，后被转义代替“死”字，指孝子不忍心道出自己父母已死了，改用丧字。而丧礼是指人们在丧事活动中所遵守的定型的行为规范。狭义上，仅指丧事操办中的行为及语言规范，即人们所指的殡葬礼仪。广义上，则还包括葬式、谧法、陵墓、庙、碑铭、祭祀、神道摆设、陪葬物等规定。其目的在于：重孝道，指将丧礼作为推进孝道的一个重要环节; 明宗法，使人明白自己所属的宗法关系，以及个人在其中的权利和义务(中国古代的丧葬活动基本上是在宗族范围内进行的，丧礼的规定也因人们之间血缘关系的远近而各有不同);显等级，即显示死者的社会等级。所谓“生享富贵，死极哀荣”，这是中国人传统的也是最高的生死追求;同时也在显示死者的家族亲属的社会等级。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，丧礼被作为特殊社会活动的意义愈来愈明显。比如，生者利用丧礼替自己争面子、争社会地位，甚至有人利用丧礼广发讣文以便广收奠仪等。

殷商时代重鬼神，肆行“隆丧厚葬”并大量使用人殉、人牲和车马陪葬，系出于崇尚鬼神的世界观，他们对鬼神的信仰已达到了非常狂热的程度。

周朝开始以“礼”规范殡葬制度，然而荒年时无法执行厚礼，便减省改良称为“杀礼”。 “礼”是规范生者的行为，鬼神观念在国家政治中已退居次要地位，所以不再提倡厚葬。

春秋以后，周王室衰落，各诸侯国自行称王，诸侯王都按照自己的喜好大搞隆丧厚葬，大出风头，老百姓也倾家荡产办丧葬。到了战国时期，各诸侯国交战频繁，可是当时的隆丧厚葬似乎并未稍减，“陵墓”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。秦始皇统一中国后，也开始大修陵墓，将隆丧厚葬推向登峰造极的地步。

西汉文帝推行“简丧薄葬”，汉武帝时已建国70余年，承文景之治休养生息的政策，天下大富，于是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，争相奢侈。以至汉武帝后期又开始流行隆丧厚葬。东汉光武帝吸取西汉帝陵被盗掘的教训，一生都在提倡丧葬简约。然而到了朝代中期，民生富裕，又兴起隆丧厚葬的风气。
东汉时有进步观念的思想家王充撰《论衡》，内谈薄葬、四讳、讥日、谴时、卜筮等文，详细叙述当时葬礼的忌讳，他也反对厚葬。然而东汉时代开始流行风水术，将丧礼结合风水，更加失去原始丧礼的纯朴意义。当时不少雅士并不信风水之说，王充也是大力抨击风水的学者，他自己认为《论衡》书中所讲的是“葬礼”而非风水术，他也对天人感应、神秘现象、符箓、卜筮、祭祀、鬼神等大为批判。

魏晋南北朝三国时期由于名士们的厌世观加上数百年的动乱，对隆丧厚葬自然不会有兴趣，帝王及贵戚也都崇尚简约的殡葬仪式。

唐以后宋、明、清各朝代制礼逐步严密，国家开始直接干预殡葬。《大唐开元礼》是中国古代礼制的集大成，不仅规定了各级官员的行为准则，而且全面地干预人们的日常生活，尤其是殡葬礼仪。从此以后，殡葬礼仪便趋向制式化，各级官员必须严格地遵照国家规定的制度，按死者生前的官职，或死者子孙的官职办殡葬，违者必究。 “儒家精神”和“制式化”是唐以后殡葬的基本特征，并对后世影响深远。

唐朝中后期，韩愈打着复兴儒家传统公开反佛，此后，佛教愈益受到中国士人阶层的抵制而逐渐失势。北宋初年，宋太祖诏令“禁丧葬之家不得用道、释威仪及装束异色人物前引”，这是国家公开禁止道教和佛教参与丧事。当时官员都能守简丧薄葬的规定，但地方上的隆丧厚葬已相当严重了。

明太祖朱元璋曾下诏：“古之丧礼，以哀戚为本，治丧之具，称家有无。近代以来，富者奢僭犯分，力不足者称贷财物，夸耀殡送;及有惑于风水，停柩经年，不行安葬。宜令中书省臣集议定制，颁行遵守，违者论罪。”可见当时加上风水观念的厚葬仪式相当泛滥。

清代大体继承了明代的这些规定，不过民间的风水说以及隆丧厚葬也相当严重，妨碍正常的社会生活，不到50年间，政府曾连下两诏出面予以纠正。

建国后，1956年4月27日，毛泽东、朱德、刘少奇、周恩来、邓小平等151位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签名倡导身后实行火葬，只留骨灰，不保留遗体、不建坟墓。它揭开了我国大规模的“以火葬为主要内容”的殡葬改革序幕，此后逐步在全国推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