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8年，辛冠洁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。几年后，他深陷山东“肃托”事件中，深受若干苦难，平反后由党组织荐入抗日军政大学(简称抗大)读书。 “上抗大的学生都成了真正的战士，经常与日军交火打仗。特别是1943年，日军调集3万兵力对山东实行大扫荡，包围了我们山东分局的机关。我们边打边撤，最后日军将我们包围在一个山头上，用飞机投弹轰炸，很多同志牺牲了。等轰炸停止后，日军又冲上山来，跟我们展开肉搏战，极其血腥、残忍。 ”

1946年，辛冠洁(左一)在临沂与战友们在一起。

在这次战斗中，辛冠洁的一条腿负伤，留下了残疾。但在采访中，他丝毫没有提到自己负伤的事，而是动情地回忆起自己的两位战友——从泰国和菲律宾回国参加抗战的华侨。

“当时，我们是一个三人小组，一起并肩战斗。撤退时，日本鬼子把我们逼到一个山头后面，我们被迫各自为战。由于敌众我寡无法克敌制胜，最后只有我活了下来，他们都牺牲了。其中一位战友留给我一只烟斗，我几十年一直带在身边，每次看到它都很难过。 ”

战火的洗礼，亲眼目睹战友的牺牲，让辛冠洁更加坚定了抗击侵略者的意志。在抗大学习期满后，他被党组织分配到《大众日报》工作，成为一名新闻记者。

《大众日报》是山东省委机关报，创刊于1939年1月1日，是中国报业史上连续出版时间最长的党报，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宣传舆论和鼓舞引导作用。辛冠洁回忆： “那时，报社提出了‘群众写’‘写群众’的口号，大家经常在一起研究如何搞好报道，集思广益、交流经验。报道质量不断提升，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。 ”他还特意提及《大众日报》的另一个口号： “学文法，学逻辑，读四部(经、史、子、集)，做杂家”，这对记者、编辑提高文化素质产生了积极的作用。

辛冠洁。 (本刊记者侯欣颖/摄)

当时《大众日报》有8个版面，主要报道中国军队抗战和老百姓支援前线的事情。据辛冠洁回忆，解放战争中，沂蒙山区的家家户户都没有门板，因为全用来抬伤病员了。类似的故事，辛冠洁写了很多，比如一篇题为《赤石沟怎样组织了抗属生产》的报道，于1945年4月15日《大众日报》的头版刊发，在群众中引起了较大反响。文章描述了当地通过宣传“儿子出去抗战是为谁”，使抗日战士的家属提高了生产觉悟，最后连双目失明的大娘都主动帮忙搞生产、支援前线。不久后，辛冠洁又采写了一篇《张敬堂同志怎样组织群众开渠》的报道，讲述了从事敌后武装斗争的共产党干部张敬堂，如何给群众做工作、组织开渠、号召多打粮食支援抗战。辛冠洁在文章里用平实生动的语言写道： “上年‘扫荡’不是亏了这条沟? 将来鬼子还要‘扫荡’，有这条沟躲躲闪闪的也便利。 ”

抗日战争期间，《大众日报》共牺牲了300余人。作为记者的辛冠洁，从没有离开过山东的抗日根据地。 “那时大家的战斗口号就是救亡图存。日本侵略者在山东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。严格地说，那时我们没有阶级意识，主要是民族觉悟。因为大家都认识到，再不起来抗战，就真的要成亡国奴了。 ”

抗战结束后，辛冠洁又经历了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。他在《大众日报》工作了11年，从记者、编辑一直做到总编辑。回想起那段烽火硝烟的岁月，辛冠洁感慨万千： “中国之所以能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，主要依靠的是人民，这一点不能遗忘。作为一名老战士，我希望今天的年轻人能更多地了解过去，铭记历史、珍爱文化。 ”

一生痴迷是文物

上世纪50年代初，辛冠洁离开了新闻岗位，奉调越南，担任中共中央驻越南劳动党中央军政顾问团意识形态顾问。 1954年回国后，他任职于国务院外事办公室，曾任中、苏、英、法、美五强首脑印度支那问题日内瓦会议的中国政府代表团顾问，世界和平运动大会特邀理事，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。

工作之余，辛冠洁最大的乐趣就是研究和收藏文物。上世纪50年代的北京，由西单向南到宣武门、和平门、琉璃厂、虎坊桥，由隆福寺向南到北新桥，到处都有古董铺。辛冠洁与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常去这些地方“发掘”。每隔一段时间，大家便相聚一堂，将各自新近购得的古董展示一番，相互品评，谓之“斗宝”。

辛冠洁藏印

“那时我的工资大部分都用来搞收藏了。 ”辛冠洁对《环球人物》记者笑道。有一次他的儿子发烧想吃梨，家里竟连买梨的钱都拿不出。辛冠洁的妻子张一萍曾经调侃： “人家的钱都是吃在肚里、穿在身上，我们家的钱却是挂在墙上。 ”

辛冠洁有许多收藏轶事。上世纪50年代中期的一个春节，荣宝斋为京城书画家、收藏家们举办了一次内部展销会，会上有明清书画数十件，其中明朝“四大才子”之一文徵明的一幅行书立轴吸引了辛冠洁。这幅立轴全幅30个字，书七言诗一首： “年来观道漫澄怀，常日焚香闭小斋。春到梧桐今几许，碧云如玉印空阶。 ”落款“徵明”二字。

辛冠洁一向喜欢文徵明的字，更喜欢此诗的哲理意境，于是当场付了定金，并挂了订单。按行内规矩，展览结束后即可付款取字。不料，之后到来的著名画家黄胄也看中了这幅立轴，当场盖上了自己的鉴赏藏章。黄胄走后，时任对外文委主任的著名学者张奚若也来到展销会上，同样看中了这幅立轴，等展览一结束就将之“抢先”拿回了家。

当辛冠洁带着钱兴冲冲去荣宝斋拿字时，得知心爱之物被他人捷足先登。他当然不肯放弃： “别说黄胄、奚老，就是天王老子来争，我也不会放手。 ”他叮嘱荣宝斋的朋友，3天之后务必把这幅字送到自己家里。果然，几天后，立轴还是被他收入囊中。

辛冠洁坦言，收藏是一件自私的事，因为收藏家总是对入眼之物有极强的占有欲，无论下多大功夫，必欲得之而后快，即使朋友之间亦不留情面。

正是因为如此痴迷，辛冠洁成了业内闻名的收藏大家。他的藏品从书画、碑帖、陶瓷、青铜器，到葫芦、石头、竹木牙雕等均有涉猎。其中他最喜欢的是古籍善本，收藏有数十万卷之多。

2003年，辛冠洁又做了一件令同道中人惊讶的事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他从嘉德拍卖会上竞得清代考古学家、收藏家陈介祺二百镜斋藏镜拓本两册，共182面铜镜的拓片，贯穿两汉、魏晋、南北朝、隋唐、元明等多个朝代。

得此拓片，辛冠洁大喜过望。当时已年过八旬的他，每日伏案逐字精心研究，并查阅大量资料。历时一年半，他完成了上、中、下三卷共24万字的《陈介祺藏镜研究》，为后人研究青铜器提供了丰富翔实的资料。

辛冠洁。 (本刊记者侯欣颖/摄)

“传统文化要振兴而不是复古”

辛冠洁说自己的性格倔强而乐观，“认准的事不回头”。 “文革”期间，他被关进监狱六年半，住在一间不过两平方米的单人牢房里，与外界隔绝，只有手边的一本《毛选》第四卷。他每天背诵这本《毛选》，几年下来能倒背如流。他还与监狱看守达成协议，每年“五一”和“十一”两天，全天放声高唱革命歌曲。靠着这种“革命乐观主义精神”，辛冠洁度过了最难熬的一段岁月。

“文革”结束后，辛冠洁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，担任中国哲学史研究室主任。在这里，他充分施展了自己的传统文化功底，先后创办《中国哲学史丛书》《中国传统思想研究丛书》，主编《中国儒学百科全书》，参与主编《中国大百科全书·哲学》中国哲学史部分、《明清实学思潮史》《中国哲学家评传》等书。此外，他还撰写了大量个人论著，包括《黄宗羲评传》《陈确评传》《列子评述》等，并在学术期刊、学术会议、主流媒体上发表了几十篇论文和杂文。其中发表于日本筑波大学“第八届退溪学国际学术会议”上的《论李退溪的心学思想》一文，获得了国际学术论文奖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辛冠洁开始研究孔子和儒学，参与创办了中国孔子基金会、国际儒学联合会、中日韩实学联合会，创办并主编《中国哲学史研究》《孔子研究》两本学术季刊。

辛冠洁手稿

在辛冠洁看来，孔子并非哲学家，而是思想家、政治家、教育家，对当时的社会发展有重要的促进作用。 “他的仁爱思想、世俗化的伦理道德观，大一统思想，有教无类等理念，对于促进国家统一、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和民族团结有重要意义。 ”

不过，对于近年来出现的“复古”潮流，辛冠洁不以为然。 “对于传统文化，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振兴，而不是倒退回去。在今天这个时代，人们还要行周朝的礼仪吗? 我们要继承和发扬的是传统文化的精华，是其具有先进性的那一面，而那些早已落后于时代的、消极的东西，就要抛弃。正所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，封建主义那一套压迫人民的思想，肯定是不能恢复的。 ”

辛冠洁著作

新中国成立70年来，文化的发展离不开政治、经济领域的支撑，反过来又推动着社会的进步，彰显着一个国家软实力的水平。今天，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仅在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底气，也在于不断“出海”的影视作品、网络文学、动漫游戏，更在于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学习汉语、研究中国文化、来中国旅游观光。让世界更多地听到中国声音、更深刻地了解这个文明古国，同时让中国更好地融入世界，是新一代文化人的使命。 “中国文化离彻底振兴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，我们现在绝不能沾沾自喜。 ”辛冠洁说，“5000年的文明是我们自信的底气，但我们应该做出超越古人的文明成果才无愧于祖先。在这方面，中国依然任重道远。 ”（记者尹洁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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